毓賢，作為對中國近代歷史發(fā)展走向有重大影響的人，其平生復雜多變，“清官”、“酷吏”、“愛國者”、“排外者”，這些標簽，都能和他沾點邊。

　　如果非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他的生平，筆者覺得，“對內極其殘忍，對外極端排外”，也許比較符合事實。

　　說毓賢殘酷，是因為他被稱為晚晴第一酷吏，老百姓罵他為“屠夫”。最初毓賢任山東曹州知府,曹州盜賊猖狂。毓賢到任說:“這容易治理,”他命木匠做了四個齊肩高的大木籠子，把人裝在籠中,用木環(huán)鎖住頸部,籠中豎上木頭,腳下先放上磚頭,然后再逐漸抽去磚頭,身體弱的人只需半天就死,身體好的一晝夜也會死。木籠并列在官署門口,像禮儀制度規(guī)定的樣子。

　　近代小說家許指嚴曾記載過這樣一件事：“有一年我有事路過曹州,剛到曹州地界就有人哄傳看毓屠戶捉盜。我出去觀看,十多個衛(wèi)兵氣勢洶洶地搜查一家旅店,抓了十多個面黃肌瘦的人,用繩子捆綁牽曳走過,有人嘆息說：‘這十幾個人不出一晝夜就會命送鬼門關了。’我十分吃驚,心想盜賊定罪僅公文往返也要幾天,怎能一晝夜就一起殺死這么多人？況且他們中間有的是冤枉的，應該分別審訊?？墒谴蠹叶歼@么說,我不可不看個究竟。我遲遲疑疑地前往觀看，到那里就看見毓賢威風凜凜高坐在堂上,只粗略地問了這些人姓名和履歷,就厲聲說,站！站是站木籠的簡稱,我以為四個大木籠內都站滿了人,其余的人可以茍延殘喘了,哪知道二門內還有六個大木籠子,正好裝下所有的人。這樣的話,一日之內斷送十個人的性命還有余。我第二天來看,見尸體堆積,像貓狗野曾的尸體,被橫倒豎臥地從木籠中拖出,其中還有一二人在籠中呻吟,大家都夸他們有好身手。有人說這些尸體要被扔到深谷中。前年在曹州強盜劫了朝廷數萬兩餉銀,朝廷大怒,特此批準州縣治盜,格殺勿論。毓賢一向以英武嚴酷著名,被選作曹州知府。太后接見他時,他請求按自己的意愿行事,一定使此風滅絕,所以站籠的設置是奉旨特許。我說：‘可是抓來的人是否真是盜賊怎么不問？為什么把從途中抓來的人都放入籠中？’旁人都說，這我們哪里知道啊,你要是能行，還是問問他自己吧。又過了一天,我在一個大屋中遇見毓賢,有人問起治盜的事,他坦然地說：‘我到任兩個月,站死三百七十多人,可是盜風仍未滅絕,曹州人真強硬! ’過了幾日,我離開了曹州。聽說后來他殺了一千多人,民眾驟起,想包圍官署殺他,有位鎮(zhèn)將救他他才逃身免禍?！?/p>

　　說毓賢排外，是因為晚晴的義和團運動，之所以鬧得那么大，和他的大力扶持有莫大關系。毓賢曾洋洋得意自白他與“義和團”的關系：“義和團魁首之二，一為鑒帥（前任山東巡撫李秉衡），一即我是也”。說義和團有兩個帶頭大哥，一個是我的前任李秉衡，另一個就是我毓賢。

　　1897年山東發(fā)生曹州教案，大刀會殺德國教士二人，原山東巡撫李秉衡免職，毓賢1899年升任山東巡撫。毓賢認為“民心可用”，開始縱容昔日被他絞殺的“拳匪”，對義和拳采用撫的辦法，將其招安納入團。，于是義和拳成了合法組織義和團，并授“毓”字旗。毓賢縱容拳民燒教堂、殺教士。毓賢曾向端王載漪、莊王載勛、大學士剛毅等力薦拳民可用，獲準面見慈禧太后。后來慈禧太后下詔義和團進京，向11國宣戰(zhàn)，毓賢的勸進作用無疑是巨大的。

　　毓賢任山西巡撫后，舊戲重演，大力發(fā)動群眾，熱情接待無業(yè)游民，給他們接濟錢糧，并發(fā)給他們刻有“毓”字的鋼刀，以練拳術。一時之間，群相奔告，山西出了一個“好官”。投奔之人絡繹不絕。乃至巡撫衙門應接不暇，各地州縣官叫苦不迭，經費不足。沒錢沒糧怎么辦？毓賢一個字：搶！他指令各地“義民”，對洋人教堂和國內教民進行打砸搶，并給予一套成熟的分贓“激勵機制”：凡獲得中國教民、外國教士財產者，六成私分，四成上繳“公費”。于是，一時間山西狼煙四起，搶劫殺人合法化。

　　各類近代史研究著作都揭示，毓賢所轄的山西是當時劫殺中國教民最為如火如荼的地方，前后數千名中國教民死于搶掠之中。

　　對于扶持義和團，許指嚴這么評論毓賢的轉變：“毓私喜盜眾之畏己也，而又利其仇洋之可張己聲威也，乃亦大變其面目，舉前之斥為化外者，不惜一轉移而獎之為義民”。這話大意是：毓賢很受用盜匪對自己的懼怕，所以想利用這幫人壯大自己的聲勢。把盜匪拔高為義民，一者可以體現(xiàn)自己教化有方，二者可以愛國的名義轉移視線，逃避對他濫殺的追查。

　　筆者認為許指嚴的論述或許有偏頗，毓賢扶持義和團，或許有沽名釣譽的成分在內，但主要還是源于他的極端排外情節(jié)。庚子年前后，朝野排外情緒漸濃，在野以義和團為代表，在朝則以毓賢、剛毅守舊派大臣為代表。朝野一拍即合，遂有驚天巨變發(fā)生。

　　對外愈排斥，對內愈嚴苛；反之，對外愈開放，對內愈寬容。

　　歷史，就是這么走過來的。